现代性、民间叙事与政治的审视联盟
- 2019-05-28 15: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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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民间叙事与政治的审视
在宁夏文学界，高耀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是继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之后老一辈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著作颇丰，各种体裁都曾尝试。在长篇小说《烟火人家》之前他还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风尘岁月》和《激荡岁月》，不仅如此，还有短篇小说集《春播集》、散文集《沙光山影》《黄土绿叶》《热爱大地》《真诚的记录》等，更可贵的是他还著有一部文论集《与文学有关》。尤其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对宁夏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更是意义非凡。长篇小说《风尘岁月》描绘的是一幅革命老区的风情画，而《激荡岁月》则把反思的触角伸向了共和国的历史，两部小说都是在历史意识的观照下去审视特殊地域的民俗风情，在历史叙事中浮现出个人的利益与欲望。《风尘岁月》和《激荡岁月》两部长篇有着极强的文体意识，高耀山像我们所熟悉的前辈作家那样，中规中矩地坚守着小说写作的基本范式：注重小说的谋篇布局，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可是到了《烟火人家》，高耀山力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主动放弃了自觉的文体意识，试图寻求一种原生态的表达方式。以一种素描的笔法，贴近生活本真之态，在朴实无华的叙事中，将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尘嚣的生活场景中。在《烟火人家》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不搞所谓主线副线式的推进，不用冲击式的情节叙说，也不以大而完整的故事布局结构，更不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取材王原畔村的几十户庸常人家，聚焦一群平凡而普通的农民，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按照生活本来面目，细针密线地描写，来实现我的意图。
以传统的观点，不揭露矛盾或不塑造在矛盾冲突中的人物形象，不编制生动感人扬善抑恶的通俗故事，便不是正儿八经的小说创作。我却有意不那样去写，我觉得那种写作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他们真实而平凡的生活，更不能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和血肉气息，所以，我选择了尊重生活，贴近现实，本色地去写，力求像生活本身那样，并且尽力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大苦大累、奋斗追求和聪明智慧、勤劳淳朴、谦恭礼让以及狡黠欺诈、奸猾懒惰、愚昧固执等同时固定在纸上。就这样写出了一部似乎不像是小说的小说。
由以上作者的自白可以看出，对于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高耀山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超越愿望。如果说传统小说的写作经验更多体现在塑造人物形象、编制生动故事，那么高耀山显然希望通过自我写作来重新梳理小说的写作方式去实现对既有文体的超越，也是对自我写作历程中的一个反思。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在于此次创作所指向的客观对象所致。高耀山这一次要用小说的方式对家乡进行讴歌，也正本文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不能自拔使得高耀山的表述方式更为直接。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对土地的深情吟诵同样适合于乡土出身的高耀山。当这种感情需要表达而又亟需在文学艺术的框架下展示的时候，高耀山选择了一种镜头式的写作，力图去复原生活的本真画面。在这个画面的背后寄托着高耀山对乡土世界的深深眷恋。不管作家对文本有多大的话语权，一旦文本形成，文本不再属于作家一人，所以解读《烟火人家》需要放置于多元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去揭示文本内外所蕴含的社会动机、意识形态及政治无意识。当我试图以这样的解读思路走进《烟火人家》时，突然发现，《烟火人家》背后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
现代性阐释的焦虑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逐渐成为横向与纵向坐标之际，乡村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同时两者还被纳入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然而当文学卷入乡村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时，文学之中的乡村俨然已超出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我想，高耀山想必也认可这一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世界变得不再单纯，甚至随着城镇化趋势的加快，乡村面临着急剧的转型与危机。而作为乡村世界载体的村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作为作家乡土想象的产物，它携带着作者的主观认知、社会理想、美学趣味，携带着一个时代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
（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7页。）在《烟火人家·后记》中，高耀山指出，《烟火人家》也可叫远离城市的村庄，从中可以辨识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在于将乡村想象为一个前现代的文本，以此来对接农业文明视域下乡村世界所呈现出的传统价值与理念。可一旦具体操作起文本的建构时，高耀山显然面临着现代性阐释的焦虑问题。远离城市的喧嚣虽然能够确保乡土世界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但也意味着隔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血肉关系，更何况，现代性所拥有的重塑机制和强大的改造功能，使得王原畔村不可能避开现代性话语的吞并据守特殊的一隅。
一旦进入生活的真实处境，小说就无法回避王原畔村村民的生存问题。然而，在生存这一初级链条中，物质的匮乏导致村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乡土世界的封闭与顽固，现代性与村民的精神需求发生了契合，在这一片冰封的实体中出现了裂缝。但这种裂缝背后所蕴含着强大的反现代性的力量，致使现代性遭遇滞重的跋涉。小说中，王原畔村村民对现代城市文明所表现出的蠢蠢欲动是可以感受到的。为了获得物质上的丰盈，小说中涉及了最为主干的两件事：修路与劳务输出。围绕着修路与劳务输出展开小说的叙事。
无论是修路还是劳务输出，都是王原畔村村民逐渐迈向现代文明的标志，可问题是，无论修路还是劳务输出都难以形成有效的共识，并遭遇多方面的阻挠，致使这两件事情的进展非常缓慢，效率低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原畔村，最早商业意识萌醒的是二元的媳妇——兰花。虽然兰花是因为与丈夫二元的不和而出走到城市中做饮食生意，可长时间的经营已经让兰花意识到，传统农业模式在现代性的洗礼下已经走到尽头，于是坚决不再回村，既是与丈夫二元的告别，也是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告别。与此相对应的二元，虽然被作家有意地拔高（作为老村长的工作能力和威信），但他极力反对女性经商，他认为女人做买卖伤风败俗，其骨子深处的价值观已经被挡在了现代性的话语之外。从长远来看，二元作为幕后的政治力量，其言行左右王原畔村的发展轨迹，在半封闭状态下的乡村世界，二元的智慧能够在短期内起促进作用，可是一旦进入更加全面开放的社会模式，二元的认知能力及其传统经验将会成为王原畔村向前发展的瓶颈。
另外，回乡探家的三元作为启蒙者的身份介入到王原畔村的发展，他被认为是有高度有思想的领导干部，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在王原畔村民心中俨然还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每次开会，研究对策，都积极吸纳三元来献计献策。我更愿意把三元看作是作家的自我投射，作家通过三元将小说中碎片化的故事串联起来。三元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有趣的是，三元的政治话语陷入曲高和寡的境遇，不仅本地政府的官员不买他的账，连王原畔村最后的决定也很少采纳他的意见。更为尴尬的是，三元作为二元与兰花重归于好的和事佬，结局也是以失败告终。总之，在王原畔村这样尚处于蒙昧且亟需祛魅状态下的村庄，现代性的改造能力还没达到风卷残云的态势，现代性的展开只能裹扎伴随着政治话语而得以在夹缝中存在。想必高耀山也意识到政治话语在乡村世界的独特性和强势地位，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下，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成为这个乡村世界有效的现代性阐释和有力的启蒙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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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民间叙事与政治的审视
在宁夏文学界，高耀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是继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之后老一辈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著作颇丰，各种体裁都曾尝试。在长篇小说《烟火人家》之前他还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风尘岁月》和《激荡岁月》，不仅如此，还有短篇小说集《春播集》、散文集《沙光山影》《黄土绿叶》《热爱大地》《真诚的记录》等，更可贵的是他还著有一部文论集《与文学有关》。尤其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对宁夏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更是意义非凡。长篇小说《风尘岁月》描绘的是一幅革命老区的风情画，而《激荡岁月》则把反思的触角伸向了共和国的历史，两部小说都是在历史意识的观照下去审视特殊地域的民俗风情，在历史叙事中浮现出个人的利益与欲望。《风尘岁月》和《激荡岁月》两部长篇有着极强的文体意识，高耀山像我们所熟悉的前辈作家那样，中规中矩地坚守着小说写作的基本范式：注重小说的谋篇布局，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可是到了《烟火人家》，高耀山力图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主动放弃了自觉的文体意识，试图寻求一种原生态的表达方式。以一种素描的笔法，贴近生活本真之态，在朴实无华的叙事中，将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尘嚣的生活场景中。在《烟火人家》后记中他这样写道： 不搞所谓主线副线式的推进，不用冲击式的情节叙说，也不以大而完整的故事布局结构，更不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取材王原畔村的几十户庸常人家，聚焦一群平凡而普通的农民，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按照生活本来面目，细针密线地描写，来实现我的意图。
以传统的观点，不揭露矛盾或不塑造在矛盾冲突中的人物形象，不编制生动感人扬善抑恶的通俗故事，便不是正儿八经的小说创作。我却有意不那样去写，我觉得那种写作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他们真实而平凡的生活，更不能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和血肉气息，所以，我选择了尊重生活，贴近现实，本色地去写，力求像生活本身那样，并且尽力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大苦大累、奋斗追求和聪明智慧、勤劳淳朴、谦恭礼让以及狡黠欺诈、奸猾懒惰、愚昧固执等同时固定在纸上。就这样写出了一部似乎不像是小说的小说。
由以上作者的自白可以看出，对于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高耀山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超越愿望。如果说传统小说的写作经验更多体现在塑造人物形象、编制生动故事，那么高耀山显然希望通过自我写作来重新梳理小说的写作方式去实现对既有文体的超越，也是对自我写作历程中的一个反思。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在于此次创作所指向的客观对象所致。高耀山这一次要用小说的方式对家乡进行讴歌，也正本文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不能自拔使得高耀山的表述方式更为直接。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对土地的深情吟诵同样适合于乡土出身的高耀山。当这种感情需要表达而又亟需在文学艺术的框架下展示的时候，高耀山选择了一种镜头式的写作，力图去复原生活的本真画面。在这个画面的背后寄托着高耀山对乡土世界的深深眷恋。不管作家对文本有多大的话语权，一旦文本形成，文本不再属于作家一人，所以解读《烟火人家》需要放置于多元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去揭示文本内外所蕴含的社会动机、意识形态及政治无意识。当我试图以这样的解读思路走进《烟火人家》时，突然发现，《烟火人家》背后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
现代性阐释的焦虑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逐渐成为横向与纵向坐标之际，乡村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同时两者还被纳入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然而当文学卷入乡村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时，文学之中的乡村俨然已超出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我想，高耀山想必也认可这一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世界变得不再单纯，甚至随着城镇化趋势的加快，乡村面临着急剧的转型与危机。而作为乡村世界载体的村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作为作家乡土想象的产物，它携带着作者的主观认知、社会理想、美学趣味，携带着一个时代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
（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7页。）在《烟火人家·后记》中，高耀山指出，《烟火人家》也可叫远离城市的村庄，从中可以辨识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在于将乡村想象为一个前现代的文本，以此来对接农业文明视域下乡村世界所呈现出的传统价值与理念。可一旦具体操作起文本的建构时，高耀山显然面临着现代性阐释的焦虑问题。远离城市的喧嚣虽然能够确保乡土世界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但也意味着隔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血肉关系，更何况，现代性所拥有的重塑机制和强大的改造功能，使得王原畔村不可能避开现代性话语的吞并据守特殊的一隅。
一旦进入生活的真实处境，小说就无法回避王原畔村村民的生存问题。然而，在生存这一初级链条中，物质的匮乏导致村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乡土世界的封闭与顽固，现代性与村民的精神需求发生了契合，在这一片冰封的实体中出现了裂缝。但这种裂缝背后所蕴含着强大的反现代性的力量，致使现代性遭遇滞重的跋涉。小说中，王原畔村村民对现代城市文明所表现出的蠢蠢欲动是可以感受到的。为了获得物质上的丰盈，小说中涉及了最为主干的两件事：修路与劳务输出。围绕着修路与劳务输出展开小说的叙事。
无论是修路还是劳务输出，都是王原畔村村民逐渐迈向现代文明的标志，可问题是，无论修路还是劳务输出都难以形成有效的共识，并遭遇多方面的阻挠，致使这两件事情的进展非常缓慢，效率低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原畔村，最早商业意识萌醒的是二元的媳妇——兰花。虽然兰花是因为与丈夫二元的不和而出走到城市中做饮食生意，可长时间的经营已经让兰花意识到，传统农业模式在现代性的洗礼下已经走到尽头，于是坚决不再回村，既是与丈夫二元的告别，也是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告别。与此相对应的二元，虽然被作家有意地拔高（作为老村长的工作能力和威信），但他极力反对女性经商，他认为女人做买卖伤风败俗，其骨子深处的价值观已经被挡在了现代性的话语之外。从长远来看，二元作为幕后的政治力量，其言行左右王原畔村的发展轨迹，在半封闭状态下的乡村世界，二元的智慧能够在短期内起促进作用，可是一旦进入更加全面开放的社会模式，二元的认知能力及其传统经验将会成为王原畔村向前发展的瓶颈。
另外，回乡探家的三元作为启蒙者的身份介入到王原畔村的发展，他被认为是有高度有思想的领导干部，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在王原畔村民心中俨然还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每次开会，研究对策，都积极吸纳三元来献计献策。我更愿意把三元看作是作家的自我投射，作家通过三元将小说中碎片化的故事串联起来。三元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有趣的是，三元的政治话语陷入曲高和寡的境遇，不仅本地政府的官员不买他的账，连王原畔村最后的决定也很少采纳他的意见。更为尴尬的是，三元作为二元与兰花重归于好的和事佬，结局也是以失败告终。总之，在王原畔村这样尚处于蒙昧且亟需祛魅状态下的村庄，现代性的改造能力还没达到风卷残云的态势，现代性的展开只能裹扎伴随着政治话语而得以在夹缝中存在。想必高耀山也意识到政治话语在乡村世界的独特性和强势地位，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下，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成为这个乡村世界有效的现代性阐释和有力的启蒙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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