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40～44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 作 者】王同起
【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
【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
【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为新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甚至提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明向世界急剧传播的时代。同样，这一结论被现实粉碎，20世纪末的经济大衰退很快打破了新儒学孤芳自赏的“繁荣”。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1921-1949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解放人民，夺取政权，党的建设带有鲜明的武装斗争的特色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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